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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天昊: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四大隐忧


  城镇化战略尘埃落定,城市群被寄予厚望。2014年至2020年,只有六年,不是十年。

  关于中国未来城市群的设想,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
  最流行的一种设想,是从三个层次推进中国城市群建设,一是已经建成的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京津冀为代表的11个城市群,二是正在建设的武汉城市群,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14个城市群,三是豫皖城市群为代表的7个潜在城市群。

  以城市群所以涉及到的省市数量来看,32个城市群,几乎涵盖了中国大陆所有的省市。据预计,届时中国城市群人口将达8亿,城市带人口将达12亿左右,几乎囊括了中国的所有人口。

  如此宏大的计划,确实振奋人心,不过,细究之下,城市群战略却有冒进之嫌,未来存在四大隐忧。

  “天女散花”的模式缺少战略重点

  事实上,在本次城市群规划之前,中国的区域规划,就已经有冒进的势头。

  自2008年以来,中国先后将数十个区域规划,上升为国家战略,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,至海西经济区,关中—天水经济区,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,江苏沿海,图们江,黄河三角洲,乃至到今年的鄱阳湖,皖江,海南国际旅游岛,乃至最近的新疆、西藏振兴,成渝经济区等,从东至西,从南到北,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。

  优先发展东部沿海,然后辐射到中西部,与“先富带动后富”相对应的是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。改革开放凡三十年,中国已历沧桑巨变,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,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,如早年的珠江三角,长江三角;而在这些区域,也崛起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。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,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。

  而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中,突然之间出台了将近二十个国家性的区域发展战略,从某种意义上说,说明中国正从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,转变为全面崛起战略。

  但是,相对中国从70年代开始以来的三十年前,30年间所出台的国家性发展战略,非常有限,而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内,却突然如天女散花般,到处飞舞。大跃进式的区域规划,将对中国未来发展造成深远影响。

  本次的城市群战略规划,亦是如此,突然之间,就推出了32个,涵盖了已经建成,正在建成和潜在城市群三种,覆盖了除港澳台和西藏之外的所有省市。

 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,包括经济特区、沿海开放城市、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,其时间跨度大,空间距离亦广阔。如,以行政性区域振兴计划而言,从深圳在70年代末设立特区,到90年代初的浦东开放,以及到21世纪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,中间间隔均有十余年,这样,每一个国家战略,中央政府都可集中全国物力财力,进行重点投入, 并且在可以有针对性研究一些优惠政策。如,深圳特区更多获得政策创新支持,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,则获得了力量的财政支持,以及中央企业的倾斜。以自由式区域发展规划而言,珠三角战略,长三角战略,更是跨度巨大,并且经过了长期的积累与磨合。

  由于优势的集中,以及开发周期的漫长,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,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,这些中心都拥有广泛的辐射,并且,各个中心之间,由于涵盖的地域广阔,彼此在空间上并无太大竞争。最典型的长三角和珠三角。长三角核心区为上海和江浙部分城市,其辐射区域,主要在华东,珠三角的核心区域,集中在广东东南,其辐射区域,主要在华南。长三角和珠三角,其核心区相隔遥远,都有各自的优势所在,其外围“势力范围”也分野分明,冲突不多。

  30年前是将优惠政策和资源向沿海地区倾斜,这种优惠是特殊的,定向的,集中的;而一下出台数十个城市群战略,则更象是天女散花,各个城市群雨露均沾,均难以获得特殊照顾。而这种大面积的“优惠政策”,使各自的优势抵消,只有相对意义没有绝对意义。

  欲成大器,必有相当的耐心,而相关部门却对国家性的区域发展规划,一两年的时间基本扫光,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,不客气地说,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浮躁。亦缺少毅力与远见。疑似投机主义。

  同质化竞争难以避免

  天女散花式的国家规划,有其天生的局限。而从集中优势,到分散优势,从有限区域到全国普惠,造成了的重复竞争,亦致使一些地方面临对于资源、政策、发展的更为剧烈的竞争。

  本次的城市群战略规划,,基本每个省都有份,实际上这些规划中,只有少数是国家真正规划,而多数则是一些省市自行规划,然后跑步前进,最后通过运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。

  几个每个省份都有“国家战略”,最后造成的结果是,在有些地方之间,造成了短兵相接式的竞争。如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12日正式批复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》之后,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》亦于2010年1月12日通过。虽然这两个国家级规划,一个被冠以承接产业转移之名,一个被冠以生态经济之名,但是,由于其地理上过于接近,而在功能与使命方面,有部分重叠,必然导致安徽与江西未来的剧烈竞争。特别是在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,安徽的皖江城市带与江西东部的上饶等区域,存在最为直接的竞争关系。未来,这种直接的空间、地理竞争,将是恶性竞争的肇源。在城市群系列中,环鄱阳湖城市群,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演变,而江淮城市群,则在皖江城市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。

  在32个城市群中,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直接竞争对手。如在第一个层级的城市群中,长江中游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,未来将争夺中部崛起的龙头。在建的系列城市群,如武汉城市群,长株潭城市群,江淮城市群等,这几个城市群产业结构类似,在争夺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,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。

  而在潜在城市群中,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、将成为最大的竞争对手。近年来,湖北和河南,均表示自己是中国经济地理的中心,均要成为中部崛起的龙头,不仅其核心区的中三角与中原经济区成为竞争对手,连涉及到其边缘崛起的大别山振兴计划,亦将成为直接竞争对手,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谁先成为国家战略,关系到湖北与河南崛起的中谁可得到更多国家扶持。

  中国的同质化竞争,微处是产业同质化,而在宏观方面,则是城市乃至城市群发展的同质化。众多发展程度类似,地域相近,资源禀赋类似的地方同时构建城市群,同时上升为国家战略,奉行类似的发展战略,或者会适得其反,造成内耗。

  城市群不可滥竽充数

  阳光普照,人人有份。

  虽然本次的城市群规划,照顾了各地求发展的诉求,但是,却存在严重的拉郎配,充数字的弊端。

  在有关城市群的各项指标中,首要的一项是人口密度,法国地理学家简·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,城市群人口应在2500万人以上,国内则有学者提出2000万人的标准;如果以此为标准,则中国的32个城市群中,有一半将不达标。

  其次是经济密度,国内有学者认为,城市群的济密度大于每平方公里500万元,,由此,中国的多数在建城市群,以及潜在城市群,将不够格。尤其是一些西部城市群,如兰州城市群,银川城市群,拉萨城市群等,是典型的地广人稀,单位产出低下,是否适合建成城市群,值得疑问。

  其三是核心城市与外界的密切联系,以及公路,铁路,航空,水运等交通网络。在7个潜在城市群中,这种情况更为明显。,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本来是振兴大别山区的重要抓手,一直以来,中部崛起不能形成合力,根源就在于在中部崛起的最中部地区,亦是鄂豫皖三省之间,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,而这一塌陷的形成,很大原因,就在于交通不畅,而这一大短板,在短期内很难弥补,两大城市群的出笼,太过理想主义。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,目前还处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阶段,尚且未能完成崛起, 豫皖城市群与鄂豫城市群的设立,似为时过早。

  不仅国家规划32个城市群过多,各个地方亦 在国家城市群的规划带动下,推出了省内城市群计划,如山东提出“五位一体”的总布局,打造南承沪宁、北联京津、东接半岛、西启黄河中上游的枢纽型城市群。黑龙江亦要打造以牡丹江和佳木斯为两极,鸡西、双鸭山、七台河、鹤岗为支撑的东部城市群。

  过多过滥的城市群规划,很自然出现拉郎配,凑数字的现象。搞32个城市群,装12亿人,毕其功于一役,这种战略构想,过于简单粗暴。城市群的发展,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,绝不可拔苗助长。

  去行政化预迫在眉睫

  中国经济的特点,是既具备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,同时,权力对于经济的干预亦很大,实行的强政府与强市场的模式,与西方的强市场弱政府模式不一样。

  在城市群的形成过程中,市场与权力的两大力量,亦是交替出现。珠三角与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级,大家公认是市场经济造就了这种奇迹,但是,如果改革开放之初,国家不选择珠三角作为改革突破口,亦很难说当下珠三角就可以率先崛起。

  在当下的城市群中,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,如产业不协同,国家对于不同城市群的扶持力度的差异等,均与权力干预有关。

  关于谁是中国经济的第四级,湖北与重庆,河南争夺激烈。湖北捆绑长江中游城市群,向国家申请,恳请明确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定位,而重庆则捆绑四川,推出成渝城市群,一个直辖市和一个大省组合,河南则联合河北,安徽部分城市,将中原城市群进行扩容。到底谁可率先胜出?目前,国家方面并明确的表态,这是一个好事,一旦表态,就会出现倾力扶持一个地方,而忽视其他地方的局面。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,争议不大,但是,京津冀的崛起,却争议巨大,一个很大原因,就是北京和继起的天津滨海新区,得到了国家太多的扶助,而这对其他地方是不公平的。用国家巨大财力砸出来的繁荣,和自我生长,具有造血功能的繁荣,有本质的区别。

  未来的城市群,急需打破权力主导的体系,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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